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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安敢立潮头唱大风,再次以“领跑者”姿态逐浪湾区建设大潮,谱写发展壮丽篇章

信息来源: 信息提供日期:2018-06-11 【字体: 视力保护色:

  1980年,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。

  然而,她的起点更早,1979年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纪年。这一年,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宝安撤县建市,改为深圳;这一年,宝安率先运用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的方式,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、集约化经营,农民从此摆脱贫穷,偷渡潮从此消失;这一年,1978年引进的十几家“三来一补”企业渐成燎原之势,大力推进了农村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,国民经济生机勃勃。

  这是孕育一个伟大时代的关键年份。这一年,改革开放的序幕悄然拉开,唱响了伟大梦想征程的序曲。

  撤县建市 宝安发展边贸带动计划管理体制改革

  在宝安县和周边地区,曾流行这样的客家歌谣:“宝安只有三件宝,苍蝇蚊子沙井蚝,十室九空逃香港,家里只有老和小。”据不完全统计,从1952年到深圳建市初期,先后有三次大的“逃港潮”,约30万人口的宝安县,先后有偷越边界的行动近16万次,偷越边界定居香港的约8万人,四分之一的水田被抛荒。

  宝安县毗邻香港,双方群众往来密切,“文革”期间搞“政治边防”,把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利于发展边境经济、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、边境小额贸易、过境耕作探亲“三个五”政策,当做“慕洋、向洋、靠洋”,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,割“洋”尾巴,全部取消,不少县领导和中层骨干被当作走资派挨批斗,有些被关进监狱。

  调研结果表明,“文革”十年,宝安县经济发展停滞,深圳河两岸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,这方农村人均年收入在120-150元间徘徊,而对面农户收入3万-5万港元的占多数。宝安农民“盼富裕、盼开放、盼改革”的心情比任何一个地区的农民都来得急切。

  “宝安巨变源于开放,改革动力来自农民。”原广东省委常委、深圳市委副书记、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回忆说,实践让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他认识到,经济上不去,仅靠宣传、堵截、处理,是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偷渡潮的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在方苞的带领下,宝安县委曾多次向上级反映农民诉求,希望恢复和发展边境贸易。1978年春,国务院、广东省政府终于批准了宝安、珠海建设外贸基地的报告。

  1979年1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登了《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》的社论,强调,解放思想,拨乱反正,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,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“左”倾错误,平凡冤假错案,落实干部政策,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,实行改革开放总政策。

  同年1月,广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,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、中央工作会议和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,联系广东实际,解放思想,划清是非界限,拨乱反正,总结经验教训。会上提出恢复和扩大过境耕作、边境小额贸易等建议。1月23日,广东省革委[1979]21号文批复,审议批准了宝安县恢复边境小额贸易有关政策规定和实施方案。

  为了让宝安、珠海发挥出口基地的效能。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两地撤县变市。3月5日,国发[1979]63号文批复,同意将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,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,按地区一级配备干部。以宝安县的行政区域为深圳市行政区域,下辖罗湖、南头、松岗、龙华、龙岗、葵涌6个区,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。7月20日,蛇口的一声炮响,拉开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。

  特别要提的是,就在深圳市委成立的第二天,《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》(3号文)正式下发。《若干规定》的主要内容有四:一是恢复和发展边境贸易;二是积极开展补偿贸易,发展以出口为主的种养场;三是引进外资投资设厂,来料加工装配;四是扩大过境耕作,允许过境耕作人员收集境外废旧物资免税进口,交境内供销社或工厂翻新加工出售。

  这些政策是干部、农民多年的心愿和诉求,百姓渴望扩大过境耕作和恢复边境贸易“走出去”。执行这个文件的结果,是扩大了对外开放,又以改革外贸管理体制为突破口,带动计划管理体制改革。

  先行先试 土地联产责任承包制让农民尝到甜头

  1979年的宝安,到处是一片片荒山、野林与滩涂,参差不齐的低矮树林中,上合旧村和翻身旧村的影子隐隐可见。上世纪50年代初期,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,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;人民公社后,农民实际上失去了土地的使用权,国民经济一度发展缓慢。

  1979年春,西乡大队的温华根率先将田分到各个农民家里,实行分多少田完成多少粮食任务,种不了的,再互相帮助。时任西乡公社党委书记的郑锦祥默许了这种做法。分田到户、责任到户,兴许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。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,但“左”的思想并未完全消除,政府对此种做法还没明确提倡,人们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这一年,西乡大队的稻谷大丰收,一下让大家看到了希望。此时,坪山公社已经全面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,但在一次电话会议上,分管农业的领导点名批评了坪山,西乡公社已经分田的大队压力很大。

  没有过多久,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亲自去坪山了解情况,肯定了联产承包制。坪山公社于1979年带头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,带动全市农村于1980年基本实行包产到户,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宝安农民的一致选择,从而解放出大批农业劳动力,从事种养业,发展多种经营。

  也是在这年春天,广东省政府正式批准深圳市调减5万亩水稻田公购粮任务,用以挖塘养鱼和改种蔬菜,并允许宝安根据香港市场需求,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,自主扩大改种面积,省里根据实际改种面积调减粮征购上调任务。

  方苞回忆说,“过去宝安多种经营之所以发展不起来,一是粮食种植面积和公购粮都是硬任务,二是价格管得很死,现在这两项都被突破了,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就有了自主权和积极性,这就大大促进了外贸基地建设。”

  种蔬菜多了,养鸡多了,鱼塘多了,深圳的农业开始往规模化、产业化、集约化、商品化“四化”发展,农村出现大批万元户、十万元户,这使得原本想偷渡香港的都放弃了念头,原来偷渡出去的也有被吸引回来的,困扰了广东近30年的偷渡“老大难”问题在1980年底基本得到解决。

  勇立潮头 “三来一补”企业如雨后春笋

  深圳农业快速发展为深圳工业化和城镇化积累了一大批原始资金,宝安农民在土地承包上初步尝到甜头后不久,更大更深刻的改革风暴随之席卷整个宝安县,并由此改变了宝安数千年的农业格局。

  1978年夏,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视察宝安沙头角镇的来料加工厂时,充分肯定并鼓励宝安大力发展“三来一补”企业。

  1979年2月,16岁的姑娘郑玉容兴高采烈地站在晨光里,在姐妹们羡慕的目光里数着钱,这是她在“线圈厂”领的第一笔工资:计件发放的90元。而在田里挣工分的姐妹,每月收入不到10元。

  这一年春节,老宝安人最熟悉的石岩上屋“线圈厂”——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正式开工,生产的唯一产品是吹风机里的发热线圈,这是深圳第一家“三来一补”企业。

  方苞回忆说,当时,国外、境外市场对轻工商品需求旺盛,但宝安县工业部门或外贸部门,办成的外向型的工业,只有罐头食品厂和假发厂。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,自办出口工业谈何容易?

  当时引进的“三来一补”工业,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,技术档次低的,曾引起不少非议。有的说:“这是人家淘汰的垃圾,我们却当宝贝捡拾回来,不符合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向。”“这是夕阳工业,我们有的是,何须引进?”有的指责说:“让港商占去我们的配额。”“把已经消灭了的剥削制度又引了进来,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区别。”等等。

  彼时,境内投资环境差,特别是法律不完善,外商怕政策多变,投资没有回报,更怕连成本也收不回,心存疑虑,相互观望,敢进来投资也是试探性的。

  “我们必须让第一只‘蚂蚁’尝到甜头,才有更多的‘蚂蚁’进来。”方苞说。这一年,宝安县委县政府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、非议和责难,坚持从实际出发,按邓小平同志指示的,不争论,多干少说,或只干不说,让实践来检验。

  1979年8月,国务院下发国发[1979]202号文,明确对来料加工、装配业务简化审批手续,明确创汇地方留成比例,大大加快引进“三来一补”企业的步伐,港商前来谈判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的络绎不绝,“三来一补”企业如雨后春笋,公路沿线交通便利的农村充分利用祠堂、公社饭堂、大队部改作临时工业厂房,仍然供不应求。到1979年底,深圳市已办起约200家“三来一补”企业。

  如今,线圈厂早已更名为深圳全能电子有限公司,并在龙岗区开办了新厂,成功完成由劳动密集型企业向高新企业的转型,跻身于“深圳200强外资企业”之列,员工超过万人,旧厂房已成为全国第一家劳务工博物馆。而很多类似“线圈厂”这样早期引进的劳动密集型“三来一补”企业,随着盈利增多,资本积累,市场需求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,也已转型为高新企业。

  1993年,宝安撤县建区,踏上了城市化之路的漫漫征程;2010年,国务院批复同意,从2010年7月1日起,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,宝安区又回到特区怀抱,成为特区发展的主战场。截至2017年底,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3030家,总量位居全省县区第一,成深圳的创新强区。“敢闯敢试,敢为天下先”的宝安再次以“领跑者”姿态逐浪湾区建设大潮,谱写发展壮丽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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